百花时

（*突然诈尸，从废纸篓里刨出来这篇（不是））

（*相当于是The Blitz的前传，只写了一半，可能会有后续…）

（*时间是1940年，此时波诺伏瓦先生还没搬进来，所以目前是柯克兰单人向。但有英兄弟和低地组出现。非国设）

（*好久没更是有点爬墙咳咳）

   

   

  

19世纪是英国言情文学地井喷期，举世闻名的就有《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等等。其主人公无不例外的拥有一座瑰丽的庄园，庄园外头长着栗子树、杜鹃花和风铃草。我不知上世纪的女性究竟是否对于山庄情有独钟，但至少我十分庆幸自己无需住在那里、和家中所有的兄弟一起。究其原因，实在是柯克兰家的儿子太多了。若是和姊妹不睦，忍耐上十余年，等到她出嫁，也就是了。兄弟却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即便我们真有一栋庄园，它也迟早要死于某一天我们大打出手时打翻的烛台。因此，为了各自能够痛快，柯克兰家的儿子早早就从家里搬走，到全国各地去了。柯克兰家的长子，威廉·柯克兰携妻子搬去了加迪夫。我的二哥，脾气暴的斯科特·柯克兰则在格拉斯哥买了屋子。至于我最小的哥哥，帕特里克·柯克兰，他似乎定居爱尔兰了。那鬼地方！

  

“我想着，还是西部最好。是不是？不论怎么说，它比其他地方都要更……安全。我是说，假使战争再次爆发，也不会有人先袭击西部。况且，西部原本就是很宜居的地方。”当被邻居问及为什么选择加迪夫时，威廉如是回答。他起初还坚持我们全家都移居威尔士，我却觉得毫无必要。我是那类愿意为祖国浴血奋战直至最后的人。再说，怎么会有人愿意离开伦敦呢？威廉将我的想法归结为年轻鲁莽。也许他是对的，但直到战争爆发，我才领会到这件事。于是我就固执的留在了伦敦，赡养母亲的任务也落在了我肩上。

   

哦，可别把他当作一个懦夫。威廉对于战争的反感和逃避是有原因的：我们的父亲，勇敢的、深谋远虑的爱德华·柯克兰，参加了上一次的世界大战。他拖着浑身是伤的身躯回到家，半年后就因为伤口感染发炎去世了。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中。威廉从此变成了对战争避之不及、深恶痛绝之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战刚刚结束，没有人不厌恶战争。可紧接着，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经济下滑的厉害。我别无办法，为了稳定的收入，决心去做我最讨厌的工作——坐办公室。为政府工作总是最稳妥的。一切都要感谢我读了不错的大学、学历拿得出手。我成功的获得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尽管薪水并不算很高，好歹是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挣齐吃穿用度。就这样，报纸上责备战争和政府的言论、新闻里的失业率和罢工游行都与我无关了，只需要日复一日的处理着一模一样的工作。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稳定本身就意味着无趣。

   

我们的母亲玛丽亚·柯克兰，现在已经不是一位柯克兰了。她在丘吉尔上台后不久改嫁了，不过，我们四个都对此表示了完全的理解和支持。她上年纪了，我们却没人能守着她。有时威廉会把他的儿子、我那温顺乖巧的小侄子迈克尔·柯克兰送来陪她几天。这会让她欢快一阵子，但也解决不了问题。她操劳了一辈子，理应找到一个能够疼惜她的可靠的人，和她相互扶持到老。刚好就有这么一位格林先生，经常和她在同一时间段到圣詹姆斯公园散步。他们就这么认识了。人在这样一把年纪还能够为爱情所吸引，真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起初，斯科特一口咬定这位格林先生是个骗子，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绝对是盯上了我们在市中心的房子。”斯科特说。

    

“哪有人会在要打仗之前看上首都的房子啊？”威廉说。

    

他们的争吵很快就被证实为无意义的，因为母亲搬去和格林先生住了：既然都去圣詹姆斯公园散步，自然也住的不远。这下只剩我一个人在这栋双层的老房子里了。这纯粹是浪费，因为我在家的时间很少，只住一层楼也绰绰有余。我更没有妻子或其他亲戚可以分享这幢楼——谈到这一点，我就更加哭笑不得。其他家庭也许有能力为他们的儿子觅到一位门当户对的大小姐作未婚妻，我却因为上面有众多兄长，压根排不上号。好在我原本也是推崇自由恋爱的人，这对我也算不上一件令人困扰的事。可是房子怎么办呢？最后我决定将二层租出去，给那些由于战火不得不从自己国家逃离的人。我原本没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当我请求报纸在广告版面刊登我小小的招租启事时，我付了一周的价钱。大大出乎我预料的是，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来了。对方似乎急切的想寻求一个落脚地，恰好我也不在意租金。我们洽谈的很愉快，事情就这么敲定了。好消息是我因此能获得额外的收入、也不担心二层会积灰了。坏消息则是我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五六天中不断告知后面来电的人“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并且一个劲儿的道歉。实在是扰人，我仅有的休息时间完全被电话铃给侵占了。

   

租下二层的是一对兄妹，霍兰德和贝露琪。他们讲荷兰语，两个人也都会法语。其中哥哥会讲一点蹩脚的英语。

    

“我们不会在这里叨扰很久的。”他这样说，或者也许是我猜他想说这个。“我们和弟弟走散了。他给我们寄信说他到伦敦了。等我们找到他，就另找住处。”

   

“这不要紧。”我回答道。我最初的目的也不是赚钱，而只是在不搁置屋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帮助他人罢了。但他似乎一心想要在找到弟弟后就立刻离开伦敦、带弟弟妹妹到一个花销更少的小城市或者乡村去。我想人们不能怪罪他吝啬，因为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生活之道，尤其在我们面临战争的时候。因此我也决定节俭一点了。

   

霍兰德白日里不在家，我并不知道究竟是由于他闲不住、没法耐心的等待弟弟的下一封来信而非要自己去走街串巷才好，还是只是想找一个既不会打扰他的房东、又不会被妹妹说教的地方去抽烟。

   

“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贝露琪把花朵一支支的插进花瓶里，用流利的法语对我说。“您可真是好心，我和哥哥正愁没有地方住呢！不说租房，光是旅舍就贵得吓人。”

   

“这不要紧。”我又说。我上学的时候学过法语。

   

“可是，您只收那么点租金，叫我都良心难安啦！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她说。真是有修养的姑娘！我想，假若不是因为战争，她此时应该还在桑斯安斯，在河边享受着微风和华夫饼呢。于是我随口问道：“您是从哪里买的花呢？“直到现在，花市在伦敦也随处可见，这座城市没有丝毫战争的气息。

   

“您误会了，这并不是买来的花——啊！”她惊呼了一声，脸色一下因为慌乱而变差了。“我做了蠢事，老天……请原谅我，柯克兰先生，是从门前台阶旁的小花圃中采的。我应该想到的，这想必是您辛苦栽培的花——希望您别生气！”她央急的恳求道。

   

“不，怎么会呢！”我连忙说。“不瞒您说，我正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园子和插花哪。”

   

她听了如释重负，这才肯继续在花枝的缝隙中添花。等她全部摆弄完，她咯咯的笑了：“要是您不嫌弃的话，我就来给您当园丁吧！“

   

贝露琪小姐插的花，看上去倒不难看。可说实在的，哪怕是我也能做得更好。而我还是众多擅长园艺的英国人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呢！然而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能让这位姑娘心中宽慰一点了。那么，就这样安排吧！我也的确没有时间管理我的花圃。真要打起仗来，几朵花又算什么呢？

   

想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一位令人憎恶的朋友。他是那种看到这只花瓶里的搭配会尖叫、并且即便在战时也要坚持拥有漂亮玫瑰花的人。眼下我联系不上他，没人知道他在哪。弗朗西斯·波诺伏瓦，这位不折不扣的公子哥儿，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最会让人担忧的一位。我疑心他参加了某些斗争活动，或者更糟：因此被逮捕了，也许给人枪毙了也说不定。对此我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在等待消息的同时坚持不懈的往他的旧居拨打电话和邮寄信件。“说到底，都是战争的错，”贝露琪小姐说。“不然我和哥哥弟弟还会在桑斯安斯，坐在草地上野餐、看风车呢！我真想念桑斯安斯的风车啊！”

   

“确实是这样。”我说。

   

“搬走的时候，我都难过得要背过气去了！”贝露琪抱住整理好的花瓶，轻手轻脚的放在了窗台上。紧接着她觉得不合适似的，转而又把它搬到了她床头的矮柜上。“我们拖着家里值钱的东西走路去港口。路上全是人，还有的推着他们平时在花园里用的小推车，有的干脆拖着好大一辆板车！我们像遭了蝗灾的灾民，痛苦而急切的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好了！”她把花瓶摆好了。她拍拍手，低头去闻自己手上的花香。“不过，万幸我和家人不需要亲身面对战争。我已经别无所求啦！可我真希望，等到我们能够回家的时候，桑斯安斯的风车都还在。我们还能回去吗？”

   

“哦，我想一定可以。”我严肃的说。事实上，我怎么能确定呢？然而我还是要这样说。“纵观历史，残暴不仁的统治永远是不长久的。他早晚要自食其果的，您就瞧吧。”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胜利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首相说：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他的话一点儿没错。因为唯有胜利才能保卫生养自己的土地。

   

这是个黑暗的春天，我想道。而许多英国人还对此一无所知呢！在夏天到来之前，霍兰德和贝露琪终于同他们的弟弟汇合了。他们向我致谢，隔天一早和我告了别。

   

“我不介意你们找到新住处之后再走，真的。”我真诚的说。我原本也没有借房屋租赁盈利的打算。“况且，让我单独住两层楼，我也受不了。”

   

“谢谢您，好先生！” 贝露琪拎着一只硕大的行李箱，笑嘻嘻的说。“但是不用了！哥哥嫌伦敦的物价高——不过，伦敦可真是个美丽的城市啊！”

   

是这样吗？她的表情倒不像个逃难的姑娘了。只有她的两个兄弟沉着面孔，拖着大件小件的行李，默然的从楼梯上走下来。

  

他们拾掇好了，箱子都装到了车上。“我会给您写信的！”她欢快的说。“希望我们的新家离邮局不远……”

   

“再会，柯克兰先生！祝福您！”直到她要上车了，贝露琪还在向我挥手再见。她的两个兄弟对我点了点头，就算作道别。我送走他们，倒还觉得冷清了。我尴尬的站在门口，等到他们的车完全看不见了，才悻悻的踩着门口的两节台阶返回屋子里。好了，该如何消磨掉接下来的双休日呢？我不擅长这个，于是我给自己煮了茶，然后捏起来报纸——没有什么看了让人高兴的新闻。不过，我在面包篮下面找到了一封信。会是谁呢？我有些惊喜，又感到不可思议。要知道肯给我写信的人可不多。我将信封翻了个面。没有贴邮票，是贝露琪小姐。 

  

贝露琪在信里再次为我这段时间的照顾表达了对我的感谢，并且留给我了一张他们的合照作为纪念。在信的最后，她告诉我霍兰德在二楼的桌子上留了一小盒烟草给我。霍兰德本人则比较拘谨，不愿当面来和我说。我对他们的这番心意颇为感动。遗憾的是我不抽烟，也不懂得烟草鉴赏。我到二楼来取它，发现霍兰德临走前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他真是家务的一把好手，省却了我许多的工作。我把烟草拿下来，准备收进厨房的橱柜里去。

   

一走进厨房，我几乎是立刻就开始想念贝露琪烤的姜饼了。我曾经尝试着自己下手去做：面粉，棕糖，黄油，鸡蛋，蜂蜜和姜粉，有什么难的？然而我搞砸了。我似乎天生缺乏掌握食材比例和烘焙时间的能力。我烤出的姜饼不仅颜色和贝露琪小姐的不一样，味道也相去甚远。只好作罢，继续一门心思扑在我差不多是同样糟糕的油炸手艺上。我给自己煎了两片面包，回到客厅喝茶去了。我心里还在盘算着这一盒烟草要怎么办。斯科特倒是抽烟，我想道。但我宁可把这珍贵的心意丢进下水道里，也不愿寄给他。因为倘若我真这样做了，免不了要受他一顿挖苦。“太阳打西边儿出来啦？”他铁定会这样说。要是他在我跟前，也许还会做作的扒着窗台往外看看。这使我不禁庆幸他搬出去住了。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们的会面来的比我预想得早得多。这一切都缘于我们的母亲给我们分别打来的电话：

  

“是我，亚瑟，亲爱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比先前更加年轻活力，这让我放下心来，她和格林先生过得十分幸福。可紧接着，这个欢快的声音就向我传达了我这个春天能收到的最坏的消息：“我希望你没把房子弄得太乱，下个月我们要一起庆祝仲夏夜。你的哥哥们也会回来。”

   

“仲夏夜？”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我们从来不过仲夏夜！”我又惊又惧，为这突如其来的家庭聚会坐立难安。

   

“是的，只是你们的老母亲想挑个日子见见她的儿子们，”她浑不在意的说，“而离圣诞节还有七个月，我也不想每次都只能看见你们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她说。

  

“那我们干什么，去巨石阵等日出吗？”那地方平时只有游客才光顾，可到了仲夏夜却人山人海，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挤去那里看日出了——石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始终不理解。

   

“哦，老天，吃顿饭就行，亚瑟！”她咯咯的笑起来，“不用担心影响工作，”事实上这正是我最次担心的事了。“我查过日历了，仲夏夜是个周六。斯科特和威廉周五晚上就能回来，帕特里克当天早上能到。”

  

“看来我没有任何理由能拒绝了。”

   

“太好了，那就这样定下了。下个月见！”她快活的说，把电话挂断了。有人说人越是上年纪了就越像孩子，我从前还不信，现下亲眼见证到了。不过，我也很高兴她如此无忧无虑。倘若她真整日愁眉苦脸，那才令我心痛哩！……